一、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緣起

自19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列強在對海外殖民地分割完備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亞（西域）探險考古熱潮。其實俄、英、德、瑞典、美、芬蘭等國進入西域并從事科考探險的時間，要比法國早一些，西方列強在西域探險問題上，也如同在爭奪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一樣，始終都勾心斗角，互相傾軋。大英帝國借助于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在新疆叛亂的機會，首先妄圖染指我國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于闐進行考察。

早就對中國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國，更是不斷地派遣文武官吏對塔里木盆地南緣與喀什地區(qū)進行考察。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間3次赴西域進行考察。由格倫維德爾(Grünwedel)、胡特(Huth)率領的德國考古探險團，于1902-1903年首開4次西域探險之行，由渡邊哲信和掘賢雄率領的第一個日本大谷探險團也于同時到達塔里木盆地。

這些考古探險團都大肆地非法發(fā)掘、收購、盜竊了大量中國文物，以豐富他們各自國家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特藏。

西方列強在西域科考與探險方面的競爭，主要是對文物古跡的競爭，形成嚴重對峙的局面。為了在西域從事更加系統(tǒng)而廣泛的考察，分工對幾大重點地區(qū)進行發(fā)掘，他們決定統(tǒng)一協(xié)調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羅馬召開的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決定組建一個“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1902年在漢堡召開的新一屆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這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最終組建起來了。其總部設在西方列強中離西域最近的國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國際委員會之下，還設立了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這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慣用的劃定勢力范圍的老伎倆。

法國的既定目標就是，在這場激烈的國際大競爭中，法國必須占有與其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額。伯希和中選是由于他學識過人，又富有亞洲活動的經驗，精通幾門亞洲語言和擁有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識。該團中的另外兩名成員分別是法國殖民地軍隊的軍醫(yī)、原交州（東京灣）人路易·瓦楊(Louis Vaillant)博士，負責地理測繪、天文觀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專業(yè)攝影師夏爾·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負責照片、圖片資料和檔案工作。整個探險團所需大部分資金由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法國科學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贊助。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組建起來并出發(fā)赴西域，從事了近三年的艱苦工作。

二、伯希和探險團首戰(zhàn)喀什地區(qū)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一經組建，便立即開始了積極的籌備工作。他們在人員、資金和設備方面的準備工作，持續(xù)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風風光光地離開法京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險之路。他們先乘火車，經過10天旅行后便經莫斯科和奧倫堡，到達當時俄屬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們在塔什干停留了一個多月。這是為了等待其從圣彼得堡用船運來的大批行李設備。伯希和也需要利用這段時間，以便學習東突厥語。因為作為語言學家的伯希和，過去只從書本上學習過這種語言，而缺乏實際應用的機會。

伯希和一行然后乘火車前往安延集，他們一路上沿富饒的費爾干納河谷前進，那里盛產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寶藏。8月11日，他們到達了距安延集只有10多公里的奧希(Och)，最終下了火車，開始組織赴喀什的馬隊。沙俄地方當局為他們找到了可供雇傭的哥薩克護衛(wèi)隊。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間，率一支由74匹馬組成的馬隊出發(fā)，僅供馱行李的馬就達24匹之多。他們經過塔爾迪克達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爾孜牧場前進，曾與阿爾泰山地區(qū)的柯爾克孜女王公之子阿薩姆(As-sam)有過一次頗具學術味道的交談。他們最終從伊爾凱什坦(Irkechtan)越過俄、中邊界。再經過20天的旅行，于1906年9月1日到達了喀什。這是他們計劃中于中國從事考古發(fā)掘的第一站。

由于其他國家的考古探險團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活動過，所以伯氏一行只在那里作了一次人類學調查。此外，他們還從事地理調查和對道路進行測繪。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個多星期，因為其最終目標是距喀什東北約一月行程的庫車綠洲。他們到達喀什時才獲悉，德國人剛在庫車作過發(fā)掘，俄國人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也曾在那里逗留。但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分別從地理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觀點上，對該地區(qū)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4個點上。有關喀什周圍的前伊斯蘭教遺址、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絲路上喀什的一處名勝。曾任葉爾羌幫辦大臣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的和寧，于嘉慶九年（1804年）所纂《回疆通志》卷7記載說：“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洌，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這就是著名的三仙洞。在伯希和之前，英國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國的勒柯克都曾對這里作過考察。但不知為什么，伯希和始終稱此地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誤聽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從喀什發(fā)出的一封信中，介紹了他的這次考察結果。三仙洞位于從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經的地面上，于黃土高坡上開鑿了三眼洞。富有探險精神的伯希和率瓦楊與努埃特共同用滑車攀上了三仙洞。他們發(fā)現(xiàn)洞內的燒陶（灰墁）層是在原層被剝落之后，重新貼上去的。這應該是1815年的重修層，裝飾和繪畫風格都是漢地式的。洞中原來收藏的箭矢和木簡，均被俄國彼德羅夫斯基的衛(wèi)隊長帶走了。洞中寫滿了游人題記，其中有漢人、蒙古人、滿族人和突厥人等。這大體上反映了當?shù)孛褡宓臉嫵伞８叭啥磪⒂^考察的所有人具有各種不同信仰，除了漢、滿兩族人員之外，其余幾乎全是兵勇。信佛者在這里有他們的“佛祖”，伊斯蘭教徒則以摧毀佛教供像來實現(xiàn)自己的虔誠善業(yè)。木簡證明這些洞子是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至11月），由清朝將軍下令修葺的。最古老的游人題記是1788年的。所以，三仙洞的裝飾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紀平定新疆之后完成的。因為涂層上寫有比繪畫更古老的題記。

在三仙洞以東約兩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瑪克河南岸，便是圖古曼(Tegurman)遺址。伯希和將該遺址考證為“水磨房”。彼特羅夫斯基未曾提到過該地區(qū)。1905年的德國探險團和1906年的斯坦因卻都曾指出過它。斯坦因將該地名記作Tigharman，后又改作Khakan-ning-shahri，意為“大汗城”。但他卻未考證清楚這個“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險中使用的地圖上，卻作Khaniya，意為“汗城”。伯希和認為該遺址群系由佛教時代（似乎是由窣堵坡和南墻保護的四邊形建筑）和伊斯蘭時代（西部的“炮臺”以及介于炮臺和四邊形建筑之間那座尚未被考證清楚的建筑）。伯希和親自率領10名民工，對水磨房進行了發(fā)掘，獲得了一批陶片和一個銅鈴。

在從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爾古漢城之間大道的左側，便是“舊城”或“古城”(Eski-chahr)遺址。斯坦因對它僅僅是一筆帶過而已，伯希和認為應將它斷代為穆斯林時代，但卻顯得相當古老。伯希和未對它作詳細描述，只拍攝了一批照片，并繪制了平面測量圖。對于喀什東北的汗諾依(,Khan-üi），也就是“汗宮”的著名遺址，伯希和作了重點發(fā)掘，特別是對其中“鴿子窩”(Kaptar-Khana)、薩喀爾墻(Saqal Tam)和哈薩墻(Hasa Tam)、“九間房”(Toqqouz-Hodjrah)等重點考古點，都作了發(fā)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尤其是他還發(fā)現(xiàn)了一處尚未有人考證過的佛教遺址，發(fā)現(xiàn)了佛像殘片及幾枚錢幣。

對于喀什綠洲的前伊斯蘭文明古跡，伯希和主要是對3個古遺址作了考察發(fā)掘。第1個發(fā)掘點是“庫爾干窣堵坡”(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稱之為“庫爾干墻”或“庫爾干炮臺”。斯坦因曾對該遺址作過考察并作了不太詳細的記述。第2個考古發(fā)掘點是紅山（克孜勒－戴卜，Qyzy1-Debe），位于克孜勒蘇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蘇與土門河(Tümen)的交匯處只有3公里遠。第3個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紅山以西。

對于喀什地區(qū)的佛教遺址，伯希和考察了炮臺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等處。伯氏特別對炮臺山作了兩天發(fā)掘，在帕依納普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所謂的阿布達爾人(Abdal)的小聚落。

伯希和在喀什地區(qū)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價值有限，雖然它們都是絕無僅有的。如在炮臺山發(fā)掘到一只巨耳造像。此外還有某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燒陶物殘片。所有這些文物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館。

三、伯希和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的驚世大發(fā)現(xiàn)

經過在喀什地區(qū)一個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1906年10月26日離開了該綠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野鴨地），在那里搜集到了幾種罕見的玉器殘片之后，于該月28日到達了瑪喇爾巴什（Maral-Bachi，今之巴楚）。他們于29日到達圖木舒克并在該地區(qū)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庫車綠洲西緣惟一的一處佛教大遺址群，因為在圖木舒克村不遠處，有一片完全被湮沒的遺址。斯文赫定認為它是伊斯蘭時代的遺址。伯希和在該遺址中仔細地搜尋任何一種可為古建筑斷代的標識。當他用馬鞭梢無意識地扒拉地面時，便發(fā)現(xiàn)了一個屬于希臘佛教風格的陶俑。這種半希臘半印度的佛教藝術，主要誕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過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緩慢的從印度河、阿姆河與帕米爾傳入中國中原，乃至遠東的日本。新疆是這種傳播中的一大站。圖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1000年的佛教僧伽藍遺址。這是在伯氏之前沒有任何人發(fā)現(xiàn)和指出過的事實。該遺址事實上應被稱為托古孜－薩萊或托乎孜－薩拉依（Toqqouz-，意為“九間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組織民工對該遺址進行了發(fā)掘。

這項發(fā)掘工程以每天用25至30名民工的速度展開，共持續(xù)6個星期。他們對該遺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測繪，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殘片、幾種奇形怪狀的陶器。他們在發(fā)掘后期，還發(fā)現(xiàn)了一條類似淺浮雕陳列館的地方，淺浮雕雖已變得堅硬易碎和殘損嚴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氣魄。它們揭示了在7至8世紀期間，把中國西域與由印度—斯基泰國王統(tǒng)治下的犍陀羅藝術聯(lián)系起來的紐帶。伯希和發(fā)掘到的文物，運往法國后先在盧浮宮展出，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館，曾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轟動一時。

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發(fā)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主要是在托乎孜撒萊（九間房）發(fā)現(xiàn)的，包括儀軌供像和單獨的雕像、淺浮雕和裝飾建筑物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薩、天神、王公或下層世俗人、僧侶和苦修山僧等。其主體應斷代為6至7世紀中葉，雕塑的主要原料是粘土和“柴泥”，其技術主要是模制。那里的壁畫主要是用于裝飾寺院的墻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雜物可分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還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飾、骨制品、青銅或其他金屬品、箭頭、玻璃片、布帛和繩索、掃帚等）。它們現(xiàn)在均被入藏吉美博物館。

四、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庫車綠洲的重大發(fā)現(xiàn)

經過在圖木舒克的發(fā)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1906年12月15日離開那里，經阿克蘇和拜城，向他們的另一個重點目標庫車綠洲前進，并于1907年1月2日到達庫車。他們一行在庫車共勘察發(fā)掘了8個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離開那里向烏魯木齊前進。早在該考古探險團離開法國之前，他們就聽說了有關庫車“明屋”（千佛洞），洞中覆蓋著7至10世紀的壁畫，而且德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均已先期光顧了。但由于先前幾個外國探險團都過分地專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幾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終在那里發(fā)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鑒、錢幣、涂漆與繪畫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寫本，特別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里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用被稱為“婆羅謎”文的印度字母書寫的寫本。它們都被運往了巴黎。

在此期間，瓦楊博士測繪了庫車綠洲的一幅平面圖，努埃特拍攝了克孜爾千佛洞的一大批照片，伯希和本人又親自去考察了庫車以北那條過去將裕勒都斯河(Youldouze)與帖克斯河(Tékēs)聯(lián)系起來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達庫車時，德國考古探險團已經離開。他們在那里遇到了俄國考古探險家貝勒佐夫斯基，并與之保持友好關系。一直到1907年4月間，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庫車周圍地區(qū)。后來，伯希和制訂了自己的考察綱領：踏勘和研究庫木吐拉千佛洞，這批佛洞開鑿于木札提河（渭干河）左岸的雀離大山山口的崖壁上；考察都勒都爾-阿乎爾(Douldour-)，那里有在木札提河以西平原中建造的寺廟遺址；然后再前往蘇巴什(Soubachi)，那里有數(shù)座寺廟和寺廟遺址，它們一直延伸到即將流出大山的庫車河兩岸。根據(jù)這項計劃方案，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庫木吐拉停留；然后又交叉地發(fā)掘了都勒都爾－阿乎爾（4月17日至8月5日），繪制了一幅考古遺址平面圖，發(fā)掘出土了各種文字的寫本，特別是早于9世紀的梵文和婆羅謎文寫本或木簡，此外還有供像遺物和木雕像、各種錢幣、各類裝飾物。但伯希和在這里最滿意的發(fā)現(xiàn)物，還是獲得了那些死文字的寫本。他在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對此感到了滿足，因為我獲得了豐富的寫本文獻”。他們一行于6月10至7月25日，又對蘇巴什作了發(fā)掘，也獲得了彩繪木盒、雕塑像殘片與壁畫等。最后，伯希和一行又從庫車以北翻越天山，到達裕勒都斯并在那里的吐爾扈特人中度過了幾天。瓦楊再次返回庫車，以對該綠洲進行測繪并從事天文觀察，努埃特則赴克孜爾去拍攝石窟及其壁畫。

伯希和一行在庫車地區(qū)考古探險時，以唐代禮佛取經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為導游手冊。玄奘于630年經過屈支（庫車）國，并對昭怙厘二伽藍作了記述。伯希和根據(jù)玄奘的美妙記述，曾對該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寄托很大希望。伯氏將都勒都爾－阿乎爾寺和蘇巴什宗教雙城比定為阿奢理貳（屈支語，意為“奇特”。但伯希和不知為什么又讀作“阿奢理膩”）大寺和昭怙厘二伽藍。

伯希和特別注重繪制一幅有關庫車綠州以及從沙雅直到塔里木盆地的詳細地圖。他為此而不僅讓瓦楊以各種方法從事天文觀察、測量路途距離、搜集動植物和礦物標本，并且還注意搜集民間傳說。為了吸引民眾、并從事人類學方面的研究，他們還開辦了一間診所，特別是從抽取腹水手術、戒毒、醫(yī)治瘠椎結核和髖關節(jié)結核、急性和慢性風濕病、肝胃腎臟疾病和眼疾等方面著手。

1907年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在都勒都爾－阿乎爾度過了其29歲的生日。這一天，他們基本上完成了對該遺址的發(fā)掘，清理了最后一個垃圾坑，獲得了一大批文書殘卷，伯希和一行6月10日到達蘇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這個考古點位于庫車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處雀離塔格山腳下和庫車河出口處，各占地近1平方公里的二僧伽藍便分別位于該河的兩岸。

伯希和留下了分別寫于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和6月6日至18日的一部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的考古筆記，詳細記載了他們每天的發(fā)掘工作和所獲得的文物。他們在都勒都爾－阿乎爾每天雇傭25名民工，在蘇巴什最多時每天動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對所有遺址都作了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發(fā)掘。他們在都勒都爾－阿乎爾主要是對佛教精舍、寺院與山口、中央大院、阿蘭若、僧伽藍的側院、中心窣堵波、甬道等進行發(fā)掘。伯希和根據(jù)文書和錢幣，而將都勒都爾－阿乎爾遺址斷代為初建于公元4世紀，活躍于8世紀，停廢于11世紀。在蘇巴什的“壁畫屋”，伯希和對于壁畫各部分的人物姿態(tài)、服飾、發(fā)型、首飾、頭冠、飄帶、樂器、金剛與缽、裝飾圖案、建筑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研究。

伯希和從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帶回法國的物品，現(xiàn)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館。其中主要有都勒都爾－阿乎爾的壁畫、粘土和陶土塑像殘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動木制裝飾品、金屬品、玻璃品、印鑒、陶器和雜物。屬于蘇巴什的則有木制品、金屬和各種原料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五、伯希和一行赴烏魯木齊考察并廣交謫居的中國文化名流

伯希和在考察天山道路后，于8月24日返回庫車。他們在庫車的考古發(fā)掘已宣告結束。1907年9月3日，他們一行攜帶自己發(fā)掘和搜集到的文物，離開庫車，前往新疆的行政和文化中心烏魯木齊。他們經過輪臺(Bour-gour)和庫爾勒(Kourla)綠洲，一直到達焉耆（Qarachar，喀喇沙爾）。他們3人從那里開始分道而行，努埃特率領滿載文物的車隊直達烏魯木齊。伯希和再返回庫爾勒，沿一條山間小道直至喀喇蘇（Kara-sou，黑水，今阿拉溝），然后再沿河谷而上，一直到達托克遜(Tuksoun)。他在河谷中考察了多處佛教遺址，特別是在和碩－布拉克，它們均由格倫維德爾探險團考察過。伯希和10月間到達烏魯木齊。瓦楊則于9月14日至24日之間，始終逗留在焉耆（喀喇沙爾），于博湖附近搜集各種動植物標本，如鵝、鴨、猛禽和游魚，甚至還有野豬。他還完成了多次天文觀察，特別是在一夜間對3次掩星之始的觀察。瓦楊還根據(jù)伯希和命令，也從焉耆前往托克遜和吐魯番，以查看在德國人發(fā)掘過的遺址上是否還會有所收獲。他于10月6日離開吐魯番，于9日在俄國駐烏魯木齊的領事館中與其同伴們相會合了。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10月9日至12月24日逗留在烏魯木齊。這本來是為了等待將他們的俄國錢幣兌換成中國錢幣。由于藩臺鼎力相助，他們才萬事如意，一帆風順。伯希和不僅與新疆的藩臺、撫臺與綏臺保持著友好往來，而且還特別與當時新疆最著名的中國文人交往甚篤，這些文人大多數(shù)是遭清政府流放而謫居新疆的。

在居住于烏魯木齊市的中原人中，被發(fā)配流放的謫居舊官吏特別引人注目。除了那些因觸犯普通法而被判刑的流犯外，清朝政府還向烏魯木齊地區(qū)發(fā)配了不少因犯罪過失而被判刑的達官顯貴。這些具有很高文化修養(yǎng)的人，非常關心該地區(qū)的發(fā)展，并且積極地向外介紹新疆。他們對開發(fā)新疆做出了貢獻，就如同俄國的政治流放犯曾對開發(fā)西伯利亞作出過貢獻一樣。先后謫戍新疆的人中，有曾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并出任《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昀，史學家、輿地學家和詩人洪亮吉，手捧羅盤和毛筆而游遍新疆并撰有《西域水道記》等多種傳世名著的徐松，鴉片戰(zhàn)爭中的欽差和在新疆大興水利工程的林則徐，因戊戌變法而受牽連的戶部侍郎張蔭桓等。伯希和在烏魯本齊市期間，曾研究過這些人的功過。通過與這些謫居文化名人的交往和其他調查，更進一步豐富了伯希和的漢學，特別是西域學的文化知識，從而為確保他的這次西域考古探險之成功，莫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當時，有關在敦煌千佛洞發(fā)現(xiàn)中世紀寫本和繪畫的風言，已經流傳開了。有少量文物被王道士作為禮物而送給了當?shù)毓倮簦瑥亩鱾鞯搅松鐣?。特別是已有幾個外國探險團先后光顧那里。伯希和探險團在離開巴黎時，就已經通過普熱瓦爾斯基、克雷特納和博安的著作，知道了在敦煌東南20公里處，有一大片被稱為“沙州千佛洞”的佛教石窟群，洞內壁畫尚未遭破壞。所以，伯希和便下決心要研究它們。伯希和在烏魯木齊時，又從那些謫戍文化名人口中獲知，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發(fā)現(xiàn)了大批中世紀的寫本、繪畫與文物，蘇元春簡單地向他作了介紹。載瀾則送給他一卷出自敦煌千佛洞的《金剛經》寫本，由于卷末寫有“大唐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書”的題跋，所以伯希和一眼就看出它至少應被斷代為公元8世紀。當時正在烏魯木齊的伊犁將軍長庚，也曾以敦煌卷子相贈伯希和。載瀾實際上是作為對努埃特向他傳授攝影知識的回報，才以此禮相贈。伯希和還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這次大發(fā)現(xiàn)的過程。王道士在清理千佛洞中的一個大洞時，偶然間打開了一個耳室，驚訝地發(fā)現(xiàn)其中堆滿了寫本、繪畫和其他文物，雖然斯坦因已經搶劫走了一大批，但伯希和仍滿懷希望地會在那里有重大發(fā)現(xiàn)。與其他外國西域探險家相比，伯希和的漢學水平最高，對情況也更為熟悉。他看到這些中世紀的文物和聽到這些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忙忙地奔赴敦煌。

伯希和與努埃特于1907年12月中旬從烏魯木齊出發(fā)，經吐魯番、哈密和大海道而奔赴敦煌。于1908年2月24日到達敦煌。他們自從1月28日離開哈密后，直到2月12日到達沙州綠洲，才首次見到了耕田。沙州綠洲是從石槽子開始的。

六、伯希和千佛洞劫經及其對敦煌地區(qū)的考察

沙州綠洲的面積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3萬（沙州城內3000至4000人），分散在85個村莊。伯希和首先對這片綠洲作了測繪。瓦楊于1908年2月25日至3月20日，在千佛洞從事天文觀察，然后又依次對嘎順、石板、青冬峽與南臺作了測繪。

伯希和一行于1908年2月12日到達沙州綠洲，于2月14日到達敦煌縣城。努埃特利用這幾天的時間，對千佛洞的182個石窟（有的帶有幾個耳室）作了編號，克服重重困難，拍攝了數(shù)百幅洞內壁畫的照片，這就是后來于1920至1926年分6卷出版的《敦煌圖錄》。瓦楊則繪制了一幅石窟平面草圖。2月24日，伯希和首次考察千佛洞，然后又返回敦煌縣城，以借用那里收藏的雕版而印制兩套1831年出版的《敦煌縣志》。他首先從中尋找徐松于1823年在《西域水道記》中轉錄、沙畹曾提及卻又未曾刊布過的一批碑文，伯希和終于找到了這些碑。

伯希和到達敦煌后，首先制訂了其考察提綱，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認出來的題識和游人題記，都抄錄下來。當時莫高窟共有500多個洞子。其石窟外貌、洞內壁畫、彩塑、畫像和供養(yǎng)人的名字，仍保持著6至10世紀的原樣。惟有一位漢學家才能利用洞中的題識和游人題記，題記絕大部分都是漢文的，西夏文題識只有20余方，而八思巴文題識卻只有10方左右。此外還有藏文、回鶻文和婆羅謎文的題識。伯希和便逐洞地記載了洞內壁畫的內容、題識、壁畫和建筑風格等。

伯希和最念念不忘的還是他從烏魯木齊市起就獲知的藏經洞中收藏的卷子、繪畫和其他文物。伯希和并未費多大力氣，便在敦煌找到了道士王圓箓。王道士講到，在藏經洞內工作過3天的斯坦因曾給過他“一筆相當可觀的錢”。王道士返回敦煌取鑰匙去了，伯希和又在千佛洞等了幾天。

1908年3月3日，正是天主教封齋前的星期一（狂歡節(jié)的最后一天），伯希和進入了他稱之為“至圣所”的藏經洞。他于1908年3月26日寫于敦煌千佛洞，并于4月27日交給驛站而寄給法國地理學會會長，也就是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法國委員會主席和派遣伯希和出使西域的塞納爾的信中，詳細地介紹了這一過程。

伯希和寫道，當王道士為他打開藏經洞時，“我簡直被驚呆了。自從人們從這一藏經洞中淘金的8年來，我曾認為該洞中的藏經已大大減少。當我置身于一個在各方向都只有約2.5米、三側均布滿了一人多高、兩層和有時是三層厚的卷子的龕中時，您可以想象我的驚訝。數(shù)量龐大的一批用繩子緊扎在兩塊小木板之間的藏文寫經堆積在一個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漢文和藏文字也從扎捆的一端露了出來。我解開了幾捆，寫本大多是殘卷，或首尾殘缺，或中間腰斷，有時僅剩下一個標題了，但我解讀出的幾個時間卻都早于11世紀。從這種初步探測開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羅謎文的貝葉經裝式經文和另一部回鶻文經文的幾頁文字?！?/span>

伯希和于是立即作出了決定，將藏經洞中1.5萬至2萬卷寫本全部瀏覽一遍。他在搖曳的燭光下，利用3個星期的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前10天，他每天拆開1000捆卷子，即每小時100捆。伯氏戲稱這是“汽車的速度”。

伯希和在1909年12月12日于法國各界在巴黎大學階梯教室歡迎他的大會上說：王道士“最終為我打開了那個小龕，整個龕不足3米見方，其中塞滿了二三層文書。洞中有各種各樣的寫本，特別是卷子，但也有單葉；既有漢文的，也有藏文、回鶻文和梵文寫本。你們會毫無困難地想象，我當時該感到有一種什么樣的令人心醉的激動心情涌遍了全身?。∥颐鎸Φ氖沁h東歷史上需要記錄下來的中國最了不起的一次寫本大發(fā)現(xiàn)。但看到這些寫本，尚不是這一大發(fā)現(xiàn)的全部。我刻不容緩的就琢磨，自己是否僅滿足于對這些寫本瞥一眼，然后就兩手空空揚長而去，將這些注定要逐漸受到損壞的寶藏仍遺留在那里。非常幸運，王道士是個沒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人，屬于熱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類別。為了建塔，他迫切需要銀兩。但我很快便放棄了獲得全部文獻的想法，因為王道士害怕轟動整個地區(qū)。我于是便蹲在洞子中，興奮不已，整整3個星期，對全部藏書都編了簡目”。

“這樣一來，在我經手的1.5萬多個卷子中，我取走了所有那些以其時代和內容而提供了一種重要意義者，也就是近全部寫本的三分之一。在這三分之一寫本中，我取完了用婆羅謎文或回鶻文寫成的全部寫本，許多藏文寫本，但主要部分還是漢文寫本。對于漢學研究來說，這都是一些無法估價的財寶。當然，其中的許多寫本是佛教的，但也有歷史、地理、哲學、經典、純文學、各種契約、租約、逐日所作的札記。所有這一切都要早于11世紀。1035年，入侵者自東方而來，僧侶們都匆匆忙忙地把他們的書籍和繪畫堆進一個密室中，然后便將洞口封閉起來，再于洞口抹上一層泥。那些僧眾均被入侵者屠殺或驅散，對藏經洞的記憶也隨著他們而消逝。1900年，出于一次偶然，這種記憶才又被重新恢復了。非常幸運的是，在此后的8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學者前往那里實地研究這些文獻并確認其重要意義。先生們，在這種重要意義方面，我在聲稱它們對于我們至關重要時，并未有任何夸張。甚至在中國本地，古代漢文寫本也很罕見，在歐洲尚根本不存在任何這樣的寫本。此外，我們過去只能依靠書本工作，從未曾根據(jù)明顯是為公諸于眾而寫的文獻工作過?，F(xiàn)在漢學家們首次可以采取研究歐洲史的史學家們的模式，根據(jù)檔案來工作了。最后，在該洞中，還有其他東西：絹畫和麻布畫，它們與寫本是同時代的，應被列于盧浮宮收藏的至今仍寥寥無幾的那一套之首；最后是某些刊本作品，即公元10世紀和甚至是8世紀的木刻刊本著作，它們早于古登堡5至7個世紀，應為現(xiàn)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寫本?！?/span>

伯希和從藏經洞中到底劫走些什么文書呢？對于非漢文文書，伯希和只能根據(jù)其外表而決定，因為他自稱對這些文字“無知”。對于這些罕見文字的文書，伯氏自稱：“為了不放過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我將它全部拿到手了”。這其中包括梵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婆羅謎文、吐火羅文卷子。當然，對于那里的近500公斤的藏文文書，他無法全部運走。但他卻將11大本“夾板”（事實上是一部《甘珠爾》）都帶走了。

對于漢文卷子，作為漢學家的伯希和，當然懂得其價值。那些凡是以“夾行注”形式寫成的全部文獻、那些帶有武則天“新字”的文獻，他全取走了。大藏經之外的佛經文獻、罕見的禮佛進香人的游記（如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釋老文獻中的代表作、景教與摩尼教經文、罕見地志、散落文獻、五臺山文獻、俗文學作品、教育用書與字書等，伯希和都掠其精華而去。

伯希和從他過手的全部1.5至2萬卷文書中劫走近三分之一，即6000余種，此外還有200多幅唐畫與幡、織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字版和其他法器。

伯希和認為，這些寫本對于西方，特別是法國學術界，至少有兩大新鮮內容：彌補了在法國圖書館中根本不存在中國古寫本的空白；法國在漢學研究中，首次可以利用檔案文獻工作了。

對于藏經洞封閉的時代與原因，伯希和提出了第一種解釋，并且在學術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受：“第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便是該密室的大致年代問題。在此問題上，不可能有任何懷疑。其漢文文書中的最后年號是宋代的最初幾個年號：太平興國（976-983年）和至道（995-997年）年間。此外，在整批藏經中，沒有任何一個西夏字。因此，很明顯，該龕是于11世紀上半葉封閉的，很可能是發(fā)生在1035年左右的西夏人征服時代。人們亂無秩序地將漢文與藏文文書、絹畫、帷幔、小銅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都堆積在一起。人們可能會嘗試將成捆卷子的散落開的混亂狀態(tài)也歸咎于對這次即將來臨的入侵之恐懼。”

從1908年3月27日起，伯希和結束了在藏經洞的工作，又開始了對敦煌石窟的考察。5月28日，他在敦煌城度過了其30歲的生日。他有關敦煌石窟的6卷筆記，由原法蘭西學院中亞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于1981年至1992年間出版。

七、伯希和從沙洲到北京

伯希和探險團完成了在敦煌的考察，于1908年6月8日離開沙洲。他們于6月8日至30日，共分19程走了從沙州到甘州的560公里的路程。伯希和一行經安西州，過嘉玉關，越過萬里長城，進入中原。他們分別于甜水井（6月10日）、玉門縣（6月15日）和肅州（6月21日）三個地點從事了天文觀察。7月3日，伯希和與努埃特率領滿載文物的車隊，沿官道前進。瓦楊為了從事地理人文考察，卻繞道甘南和西寧府。他先后經過萬關堆子、馬蹄寺、洪化城、永固城，于7月5日到達賈家莊和炒面莊。他先于7月14日到達西寧府，于7月14日至18日之間考察了塔爾寺之后于18至23日，經臨夏而到達蘭州。他沿途都作了考古調查、天文觀察和地理測繪。他們3個人又在蘭州相聚了。在此之前，伯希和在涼州會見了正從蒙古而來并準備到北京的多倫考察團。他們一行于8月2日離開蘭州，于同月22日到達西安。伯希和本來準備赴山西云崗和河南龍門石窟進行考察。但由于沙畹剛剛對這兩個地方作了考察，故沒有必要再去了。伯希和在西安用一個月的時間采購文物書籍。他采購到了一口公元前的大鐘，一批銅鏡、陶器、石佛像、大批書籍和拓片。這個考古探險團于10月2日到達了京漢路的中程站鄭州火車站。這是自他們于兩年前在安延集離開鐵路線之后，首次再見到了火車。他們煞費苦心地搜集和發(fā)掘的這批寶貴而又易碎的文物，也從由中國的原始而又危險的運輸工具—馬車的承運過程，也宣告結束了。他們乘火車并于兩天后到達北京。

伯希和一行在北京稍作休整之后，瓦楊第一個攜帶一大批自然史搜集品，乘船經廣州返回法國。努埃特則陪同伯希和先赴南京，以拍攝兩江總督和閩浙總督端方的那套珍貴收藏品；然后又赴無錫拍攝裴景福搜集的那套古畫。這兩項工作完成之后，努埃特于1908年12月乘船護送80多箱雕刻品、繪畫和寫本返法。伯希和自己卻前往印度支那，以重建已中斷一段時間的聯(lián)系。他曾在那里居住過很多時間，與那里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已有數(shù)年時間來到該地區(qū)去了。繼此之后，他又投身于最后一項工作。歐洲的所有圖書館都只有很貧乏的漢文典籍特藏。巴黎的圖書館自18世紀以來也再未得以充實。然而，如果缺乏已經刊印的書籍，而只研究這些寫本又有什么用途呢？所以，他在上海和北京居住的幾個月期間，共獲得近3萬卷（本）漢文書，準備典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在此期間，有關他們在敦煌大發(fā)現(xiàn)的流言蜚語在中國學者之間廣泛流傳。端方總督向他借去了其最珍貴的文書之一，如同任何國家的收藏家們一樣，他對于放棄已經掌握到手中的東西，也感到遺憾。伯希和必須用6個星期的時間，才讓他退還給自己。北京的學者們也都接踵前來他的住處，以研究和拍攝其同伴未帶走的那幾卷文書。最后，中國學術界為伯希和舉行了一次宴會，并且結成一個社，以選擇他的文獻中最重要者，影印發(fā)表和刊印成一大套書。他們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間調停，以便在巴黎能方便他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對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作一番總結。努埃特先生帶回了幾千幅照片底版，瓦楊博士測繪了近2000公里的路程圖，共以25個左右的天文點相連接。他根據(jù)他們已完成的計算結果而推論出來，他們將為這些點而計算出緯度方面是10公里和在經度方面是1公里的誤差。鑒于他們的工作條件，世人也不能苛求更大的準確性了。一批地質樣品、包括80多種植物的一本植物標本集、2000多只飛鳥、哺乳動物、大批昆蟲、頭顱骨和人體測量數(shù)據(jù)，形成了一批自然史的特藏。至于他們獲得的繪畫、雕刻品、青銅器和陶瓷器，盧浮宮的保管員們都想用它們來布置一個完整的展廳。最后，他們?yōu)閲覉D書館帶回了一大批漢文刊本書籍，因為在歐洲尚不存在這種規(guī)模的藏書。他們還攜歸了一批漢文寫本，甚至在中國本地也沒有可與此相媲美者。

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大學階梯教室，法國亞洲委員會和地理學會為歡迎伯希和“凱旋”而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應邀參加的有4000多名各界名流。大會由塞納爾和波拿巴王子聯(lián)袂主持。法國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法國科學院的負責人，巴黎市政府的市長、法國殖民地事務部長、科學促進會主席、商業(yè)地理學會會長、里爾地理學會會長、國防部長等蒞臨大會。瓦楊和努埃特出席。塞納爾致開幕詞，各單位的代表輪番發(fā)言，給了伯希和一行很高的評價。伯希和利用這一機會作了《高地亞洲探險三年》的報告。伯希和西域考察探險團的活動，到此也算落下了大幕。

八、伯希和西域探險團劫掠的中國古文物和古文獻

毋庸置疑，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赴西域的所有外國考古探險家中，伯希和是最具權威的漢學家、西域學家和東方學家，而且是集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藝術史、文獻學、漢學、突厥學、蒙古學、藏學、伊朗學、南海學、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其各宗派）、西域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薩滿教）、民間宗教諸專業(yè)專家于一身的學界泰斗人物，被譽為“超級東方學家”。盡管西方列強當時不惜血本，勞師動眾地競相向我國西域派遣考古探險團，而且在掠奪文獻與文物方面，個個都所獲甚豐，滿載而歸。但從文物文獻的總體質量來看，尤其是在劫掠西域稀見古文字文獻、帶題記和紀年的文獻方面，伯氏確實力拔頭籌。因為伯希和這個漢學家，要比諸如斯坦因那樣專撿破爛或掘地挖寶的考古學家、普熱瓦爾斯基那樣游山玩水的獵奇探險家、華爾納那樣專以破壞文物古跡為目的和只會蠻干的盜寶人相比，都要略勝一籌，甚至可以說是要高明得多、專業(yè)得多和內行得多。他掠奪的文物和文獻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大都屬于“精品”之類。我們甚至可以說，伯希和劫掠的西域文物文獻，主宰了法國幾代漢學家們的研究方向與領域，造就了法國的幾代漢學家，推出了一大批傳世名著。

伯希和究竟從我國西域掠奪走了些什么東西呢？

在敦煌漢文寫本方面，據(jù)法國現(xiàn)已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5卷6冊統(tǒng)計，共有2001-6040號。這就是第1卷（2001-2500號，由謝和耐與吳其昱編寫，1955年版）、第2卷（2501-3000號，由隋麗玟和魏普賢等人先后編寫，尚未出版）、第3卷（3001-3500號，由蘇遠鳴主編，1983年版）、第4卷（3501-4000號，由蘇遠鳴主編，1991年版）、第5卷（第4001-6040號，上下冊，由蘇遠鳴主編，1995年版）。這樣算來，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就共有4040個號。

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已由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年）編寫了3卷目錄《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目錄》（第1卷，第1-849號，1939年版；第2卷，第850-1282號，1950年版；第3卷，第1283-2216號，1961年版）。這樣算來，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就共有2216個號。這遠遠超過了伯希和當年將1-2000號留作編寫藏文寫本目錄而使用的數(shù)目（故其漢文寫本從2001號開始）。這其中尚不包括大量重復的《無量壽宗要經》和《十萬頌般若經》的寫經。拉露因其重復數(shù)量太大而未加編目。此外，在許多漢文或其他古文字的寫本中，還夾雜著藏文文書，有的短至只有數(shù)行或幾個字，故現(xiàn)在仍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藏文寫本，從而使其數(shù)目總量不斷增大。

伯希和敦煌回鶻文寫本共有25個編號，已由哈密屯(J·Hamilton)輯錄、譯注和刊行，于1986年出版了兩卷本的《9-10世紀的敦煌回鶻文文獻匯編》，共發(fā)表了36個卷子的編號，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回鶻文寫本24個編號。另外還包括倫敦斯坦因特藏中的12個號。其中有不少回鶻文寫本因與漢文寫本寫在一起，故被編入了漢文寫本之中，形成了雙重編號。在此之前，哈密屯還于1971年單獨發(fā)表了P·3509號回鶻文寫本《回鶻文本善惡兩王子的佛教故事》的轉寫和譯注本。此外，伯希和從敦煌千佛洞北區(qū)元代石窟中，還獲得過360多件元代畏兀兒文的寫本。對于敦煌回鶻文寫本，究竟應該是如同哈密屯認為的那樣，斷代為9-10世紀，還是如同某些德國學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應該屬于元蒙時代，國際學術界尚有爭論。因為王道士可能于斯坦因在千佛洞劫經之后，將他陸續(xù)零散地從敦煌其他地方搜集到的元代畏兀兒文晚期卷子，又都塞進藏經洞中了，故使伯希和上當受騙。直到目前為止，這場爭論尚無最終定論。哈密屯受到了某些同行們的非難，但他始終頑強地捍衛(wèi)自己的觀點。此外，法國學者路易·菲諾(Louis Finot)、菲利奧禮(Jean Filliozat)和為數(shù)不少的日本學者，也都從事過對這批寫本的研究。

伯希和敦煌粟特文寫本共有30個編號，大都已由哈密屯與英國學者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合作，于1990年出版了轉寫、譯注和圖版本《敦煌突厥—粟特文文獻匯編》，書中發(fā)表了伯希和敦煌粟特文寫本5個號，斯坦因的3個號。其中一部分也有雙重編號，被編成漢文寫本P·3511-3521號。伯氏曾與法國學者高狄奧(Robert Gauthiot)和邦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英國學者亨寧(W·B·Hennines)等人合作或各自單獨從事過對這批寫本的研究。

伯希和敦煌和西域梵文寫本數(shù)量較大，出自西域者為多，屬于敦煌者只有13個編號，它們基本均為佛教文獻，其中不乏有些稀見佛典精品，大部分都被編入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的目錄中了。它們早年曾由菲諾、菲利奧禮和日本學者從事過研究。在20世紀的50至60年代，又由法國學者鮑利(B·Pauly)作了系統(tǒng)整理：《伯希和西域探險團所獲梵文文獻殘卷》（連載《亞細亞學報》，1957-1966年）。

在伯希和所獲敦煌西域的“東伊朗文”寫本中，有些是所謂“吐火羅”文書，亦被他稱為用“婆羅謎字母”書寫的文書。另外還有這種文字的某些木簡文書和題記等。它們主要出自新疆的都勒都爾－阿乎爾和圖木舒克。事實上，這其中主要是乙種吐火羅語或“龜茲語”（焉耆語為甲種吐火羅語），特別是P·3533號。法國早期學者烈維、菲利奧札以及德國學者西格都對它們作過研究。近年來，法國年輕一代的優(yōu)秀吐火羅語學者彼諾(Georges Pinault)系統(tǒng)地刊布和研究了這批寫本。經他整理，伯希和龜茲文特藏共有2000件左右：舊編AS1-19，共141件文書126個編號；新編NS1-508和某些殘卷，共527件文書。此外，還有些只有數(shù)平方厘米的極小殘卷，即新編第509-1166號，共658件文書；粘貼在卡片上的小殘卷393個編號。彼諾正準備將它們匯編出版。

伯希和西域于闐文寫本都被散編在漢文寫本和藏文寫本目錄中了。據(jù)統(tǒng)計，共有近70個編號。它們已由法國學者哈密屯和格勒奈(F·Grenet)研究。英國貝利(H·W·Beilley)和德國恩默瑞克(E·E·Emmerik)等學者，則更是這方面的研究專家。此外，還有被柯語稱為“于闐文變異體”的1卷東伊朗語寫本，有人亦稱之為“圖木舒克語”。

伯希和也從新疆發(fā)掘到了一批被稱為變異體龜茲文的佉盧文文書。它連同呂推(Dutreuil de Rhins)于1890年搜集的佉盧文《法句經》殘卷，共同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烈維、拉吉佩里(F·De Lacouperiet)和波蘭裔法國學者普祖魯斯基(Preyluskj)均為這一方面的研究專家。伯希和甚至在敦煌還獲得了一卷希伯萊文寫本，它是唐代中國西域曾有猶太人活動的證據(jù)。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并未獲得任何西夏文寫本，而是在北窟區(qū)獲得了一大批，共裝有3箱，計有200余件，目前尚未刊布。

伯希和在敦煌所作的考察筆記、題識錄文以及他對經變畫的考證、藝術風格、斷代、窟形的研究文，已由尼古拉－旺迪埃和瑪雅爾夫人于1980-1992年分6冊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伯希和探險團成員努埃特拍攝的敦煌壁畫照片，于1920-1926年分6大卷出版《敦煌石窟圖錄》。

在伯希和敦煌寫本中，有許多素描插圖畫和紙本繪畫。其中P4525《降魔變相》中的繪畫，已由旺迪埃－尼古拉于1954年發(fā)表，載《舍利佛與六師外道》中。其余大都由饒宗頤于1978年發(fā)表于《敦煌白畫》一書中了。

伯希和探險團從敦煌劫回的幡畫，共有200多幅，現(xiàn)藏吉美博物館。它們已由瑪雅爾夫人和熱拉－貝扎爾(Jera-Bezard)先生公布并作了研究，發(fā)表在1974年出版的兩卷本《敦煌的幡畫》一書中。書中共發(fā)表了220幅幡畫的圖錄與解說文字。此后又發(fā)現(xiàn)的6幅三角形幡和3幅幡畫不計在內。1994年，當時的吉美博物館館長賈立基(Jean-Francois Jarrige)與日本秋山光和聯(lián)袂出版了日、法兩種文字版本的《西域美術，吉美博物館伯希和特藏》第1卷，共發(fā)表99幅繪畫。據(jù)報道，第2卷擬發(fā)表89件，筆者尚未見刊。

伯希和從敦煌帶回的織物殘片，大都是作為經卷的包袱皮而使用的。它們于其式樣、裝飾圖案和紡織技術方面，都頗有價值。這批織物后來分別入藏于吉美博物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它們已由里布(Krishna Riboud)夫人和維雅爾(Gabrie Vial)作了深入研究，見《吉美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織物》，1970年巴黎版。其中集中研究了85個編號的織物（有些是同一片織物的不同段）。這批宋初或五代末之前的織物甚為寶貴。

伯希和探險團自敦煌攜歸的木制品，已由弗朗索瓦茲·戴奈斯(Francoise Dénès)整理編目，共有100多件，詳見1976年出版的《吉美博物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木制品目錄》。

伯希和自喀什和圖木舒克攜歸的中國文物，基本上都在由韓百詩主編的《伯希和探險團考古檔案》第2卷《圖木舒克》（兩卷本，文字與圖版各一卷，1961-1964年版）中發(fā)表。其中主要有壁畫、寫本卷子、宗教用品、雜物、雕塑、陶器和錢幣等。該書中共發(fā)表和研究了雕塑248件，陶器5件，壁畫15幅，雜物56個編號。

伯希和西域探險團于庫車地區(qū)的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掠奪的中國文物，已由阿拉德等人公布，載入1982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險團考古檔案》第4卷《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一書中了。其中公布和研究的壁畫有22個號、粘土—陶土—柴泥雕塑38個號、木雕品31個號、考古木材7個號、活動裝飾木制品55個號、玻璃和錢幣等雜物7個號、印鑒6個號、金屬物等15個號、陶器37個號、骨灰盒5個號。

伯希和西域探險團在庫車周圍諸遺址所掠奪的文物，已由瑪雅爾夫人(Monique Maillard)和彼諾等人，于1987年發(fā)表在《庫車地區(qū)諸遺址，龜茲文題記》一書中了，它基本上是以克孜爾尕哈(Qyzyl-Qargha)為中心，書中公布并研究了壁畫5個號、柴泥和石膏雕塑2個號、雜物20個號、雕塑2個號、浮雕2個號、建筑類寺廟和千佛洞內物品12個號、各小遺址中的物品6個號、金屬品26個號、各種材料的物品9個號。

伯希和探險團從西域帶回的每塊雕塑碎片、每塊石雕和木頭、每葉文書，都被妥善地保存在吉美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中。在吉美博物館中，還畢恭畢敬地陳列著一個精致的小盒，其中裝著黃沙，據(jù)說這是伯氏自西域探險返法后，從其靴子中抖出來的沙子。收藏者可算是忠于職守、用心良苦了。

當然，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留下了可以說是不計其數(shù)的檔案，絕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年）在世時，曾雄心勃勃地制訂規(guī)劃，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探險團檔案。但在實際運作中，這項浩大工程進展緩慢，近40年間，才出版寥寥數(shù)卷。自韓百詩于1978年逝世，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Nicole Vandier-Nicolas,1908-1987年）夫人于1987年逝世，熱拉－貝扎爾(Robert Jera-Bezard)先生于1994年退休，法蘭西學院中亞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于1994年同時被解散，這套檔案的出版工作前途渺茫、吉兇難卜，甚至中途夭折的可能性極大。再有一個世紀，能否全部刊布，尚需要我們拭目以待。按照韓百詩當時的規(guī)劃，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27卷檔案目錄如下：(1)《圖木舒克》（圖版卷），1961年版。(2)《圖木舒克》（文字卷），1964年版。(3)《庫車建筑寺院，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圖版卷），1967年版。(4)《庫車建筑寺院，都勒都爾－阿乎爾和蘇巴什》（文字卷），1982年版。(5)《庫車，石窟寺》（圖版卷），尚未出版。(6)《庫車，石窟寺》（文字卷），尚未出版。(7)《庫車，素描畫與速寫畫》，尚未出版。(8)《庫車地區(qū)諸遺址，龜茲文題記》，1987年版。(9)《庫車，壁畫》，尚未出版。(10)《從庫車到敦煌之間的諸小遺址》，尚未出版。(11)《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6冊，1980-1992年版。(12)《敦煌的幡畫，風格與圖像研究》，尚未出版。(13)《敦煌的織物》，1970年版。(14)《敦煌的幡畫》（文字卷），1974年版。(15)《敦煌的幡畫》（圖版卷），1976年版。(16)《敦煌的幡畫，題記研究》，尚未出版。(17)《敦煌的幡畫，圖像研究》，尚未出版。(18)《敦煌的幡畫，風格研究》，尚未出版。(19)《敦煌的版畫與白畫》，尚未出版。(20)《敦煌的雕塑》，尚未出版。(21-23)《敦煌的壁畫》（文字卷），尚未出版。(24-26)《敦的壁畫》（圖版卷），尚未出版。(27)《敦煌的織物》（圖版卷），尚未出版。

伯希和本人寫過一批敦煌學論文。他一生中始終注重于其著作中征引敦煌文書。但他生前來出版過一部專著。自從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50多年間，其弟子和其他學者們，共出版其遺作10卷，目次如下：

1.《蒙古秘史》，根據(jù)漢語對音本而復原的蒙文本，1949年版。

2.《圣武親征錄》譯注本，與韓百詩聯(lián)袂署名，這是對元代佚名著作《圣武親征錄》的法文譯注本，第1卷，1951年版。

3.《真臘風土記》譯注本，1951年版，這是對元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的譯注本。

4.《金帳汗國史札記》，這是對前蘇聯(lián)格列科夫和雅庫鮑夫斯基出版的《金帳汗國史》一書所作的補充、糾誤與評論，1953年版。

5.《中國印刷術的起源》，1953年版。

6.《卡爾梅克史評注》，2卷本，1960年版。

7.《馬可波羅游記注釋》，3卷本，分別于1959、1963和1973年出版。

8.《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研究》，2卷本，1973和1986年版。

9.《西安府景教碑》，1996年版。

10.《吐魯番的道路》，2000年版。

除了伯希和本人之外，法國學者無論是在敦煌學研究方面，還是在西域史研究領域，都有不同凡響的建樹，在歐美國家中，始終居領先地位。

九、介紹伯希和西域探險的意義

伯希和西域探險，劫掠回去一大批中國文化瑰寶，可謂價值連城。學術界深諳這批文物文獻的價值。但法國政界顯要和大腕們，或者是商界的大亨們，卻對于這一大堆中世紀的“廢紙”、“泥胎”、頑石、朽木、古畫和“破銅爛鐵”的價值，根本就一竅不通。他們認為法國政府花費重金，派遣伯希和探險團赴西域，卻千里迢迢地運回一大批古舊破爛，完全是得不償失。故而對伯希和頗有微詞，甚至還有人公開責難攻擊他。伯希和有口難辯，甚至連整理發(fā)表它們的經費，也難以落實。另外，伯希和作為一代文化“梟雄”，對于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的“劫經”和“盜寶”這類事，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盜竊他國的文物是不道德的行為。在他尚健在時，世界各地具有正義感的學者，特別是中國的愛國知識分子們，已對他發(fā)動了猛烈的抨擊，他惟恐身后會遭到千夫所指，難免留下千古罵名，至少是絕不會因這次探險而使他“名垂青史”。憑心而論，伯希和一生中的漢學著作，很少有攻擊中國及其文化的內容，其論述考證尚稱得起公正客觀。我們甚至完全可能說，他終生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所傾倒，高度敬仰，并為這一學科奉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我們清楚地知道，當時在法國從事漢學研究，絕不會是一項名利雙收的事業(yè)。伯氏以其才能，從事其他工作，可能會獲得更大的成功。他對于自己的西域探險，保持了某種“低姿態(tài)”，絕不像大英帝國的斯坦因那樣大肆宣揚。伯氏后來將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對西蒙古史和馬可波羅的研究上了（詳見上文其遺作目錄），并未全神貫注地投入對敦煌西域文物文獻的研究中。顯然，他最有資格這樣作，也肯定會作出巨大成績來。他對于敦煌文書的運用，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1.刊布他珍視的中國史籍、已佚或稀見的漢文文獻；2.研究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或藏緬語系中的某些古文字（回鶻、突厥、于闐、粟特、吐火羅、梵文、藏文、西夏文等語言文字）的文書；3.中國、印度—斯基泰、希臘—佛教藝術史研究。伯希和主要是將敦煌文書用于補史和證史了，幾乎在其所有著作中，都有征引敦煌文書的地方（其實，這才是敦煌文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有的法國學家（如蘇遠鳴先生）甚至說，從20世紀20年代之后，伯希和似乎忘記了其西域探險，完全潛心于對馬可波羅游記的注釋了。聰明過人和學識超人的伯希和，為什么會放棄本來會取得更多成果的文獻而去另辟蹊徑呢？這其中的奧妙，只好留給后人去猜測了。

無論如何，我們對于伯希和也必須采取一分為二的辯證態(tài)度。對于他劫掠和盜竊我國文物文獻的行為，我們永遠要嚴厲譴責；對于他及其弟子同事們的研究成果，我們也照樣介紹和吸取。經過近一個世紀之后，正是他們的探險活動，才在西方發(fā)展起了一門敦煌西域學，它于當代又成了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一座橋梁。中國和外國學者，都為敦煌學的誕生和發(fā)展作出過貢獻。這正如我國敦煌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季羨林教授所倡導的那樣：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