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京為何被拼作“Peking”？這個搞拼音的洋人不簡單，給中國接連挖了好多大坑

一提及威妥瑪，幾乎所有人都會想到“威妥瑪式拼音”，以為他只是一個頭頂光環(huán)的著名“漢學家”，一個學者，一個外交官。

然而，這個印象是極度片面的。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英國人，1818年出生于一個軍人之家，其父在威妥瑪接受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的漫長教育后為他購買了軍職，——英國遠征軍第98軍團中尉。1838年加入英國陸軍，并于1841年隨英軍侵華，參加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并于戰(zhàn)后留在香港。由于他是軍隊中唯一懂粵語的人，于是1843年被委任為港英殖民政府翻譯。

1847年退伍后，威妥瑪出任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署漢文副使。為了盡快掌握北京官話，威妥瑪結識了祖籍浙江蘭溪的北京人應龍?zhí)铮╕ing Lung—t’ian) ，請他充任自己的北京話教師。

1853年，威妥瑪赴任上海，任英國駐上海副領事。

同年，英國人趁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機，強行占領了江海關。威妥瑪利用自己上海副領事的身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能力，為英國的此次侵略行為撈取了不少好處。

1854年，蘇松太道吳健彰被迫與英、法、美三國駐滬領事簽訂協(xié)定，允許三國各派稅務司一人，掌管江海關，首開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國海關之惡例。英、美、法三國取得上海海關的實際控制權后，威妥瑪被委任為上海海關第一任外國稅務司。

1855年，威妥瑪辭去海關職務，擔任駐華公使館漢文正使。

1858年，出任英國全權公使額爾金的翻譯兼任中文秘書，參與中英《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活動，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861年任英國駐華使館參贊，1868年發(fā)明威妥瑪式拼音，1871年升任駐華公使。

1856年和1857年，威妥瑪分別對一批英國譯員進行了中文水平測試，結果令其大失所望。造成英國譯員中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威妥瑪認為是缺乏一種科學的、合適的教材。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英國殖民的政策，威妥瑪決定編寫一本北京官話的教材。

1859年，第一本教材《尋津錄》（the Hsin Ching Lu）問世，并投入使用。

封面上有兩行中文小字“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

戰(zhàn)國時，李斯《諫逐客書》有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p>

由此可見，經過多年的學習，威妥瑪的中文在漢語老師應龍?zhí)锏膸椭?，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這本《尋津錄》書后，附有一張《北京話音節(jié)表》，如下所示。

PEKING（北京）出現(xiàn)了。

PEKING DIALECT，就是“北京話”。

彼時，中國一南一北有兩大官話，北方以北京官話為主，南方以南京官話為主。南京官話接近韻書，是讀書音的標準，其影響力比北京官話還要大。南京官話的聲母分尖團，北京官話讀書音也跟著分尖團（北京話口語則不分）；南京官話存在入聲，北京話口語中雖然沒有入聲，但北京官話讀書音也受影響存在入聲。如此一來，西人受南京官話的影響，遂將北京拼成了——“PEKING”。

上面這張《北京話音節(jié)表》來源于何處呢？是威妥瑪自個兒編創(chuàng)的嗎？

不，并非如此。

這張《北京話音節(jié)表》是威妥瑪的漢語老師應龍?zhí)镉?855年以樊騰鳳的《五方母音》二卷為基礎制作的一張詞匯表。

清人樊騰鳳《五方母音》，又名《五方元音》、《五方元音大全》

作為北京人的應龍?zhí)?，認為北京話（口語）實際讀音中沒有入聲，故此在制作詞匯學習表時取消了入聲調，并將《五方元音》中一些在北京話口語中不存在的字音從表中剔除。

威妥瑪就根據老師應龍?zhí)锏男薷?，制作了上述的《北京話音?jié)表》。后來，這張音節(jié)表就演變成了享譽世界的“威妥瑪拼音”的雛形。

威妥瑪拼音（Wade–Giles system），習慣性被稱作威妥瑪或威式拼音、威氏拼音、韋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符合英語母語人士的、用于拼寫中文讀音的拼音系統(tǒng)。該拼音由威妥瑪設計，在1867年的《語言自邇集》中建立，后經翟理斯1892年的《華英字典》完成修訂。

在1958年的現(xiàn)代漢語拼音成為國際標準之前，世界上第一個中文拼音標準就是威妥瑪拼音及其變體郵政式拼音。

威妥瑪學會了中文后，最熱心干的事就是“超級大忽悠”。

同治八年（1869年），在法國公使羅淑亞的授意下，法國傳教士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區(qū)（即今河北區(qū)獅子林大街西端北側）建造一座天主教堂，為此不惜拆除在當地著名的崇禧觀、望海樓和附近大量的民房店鋪，致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怨聲四起。望海樓教堂建成后，當地一批地痞惡霸、流氓無賴被發(fā)展成為教徒，他們依仗著法國人的勢力為非作歹、魚肉百姓，再次激發(fā)民怨。

望海樓教堂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望海樓教堂所屬的仁慈堂收容的中國兒童，因瘟疫出現(xiàn)大批死亡現(xiàn)象，教堂遂將死亡的孩童葬在海河東岸的鹽坨。由于死亡數量驚人，法國人漫不經心，工作懶散，常常隨意處置死嬰尸體，每兩三人斂入一棺，甚至尸骸暴露在棺外的情況，也時有發(fā)生。

此情此景，慘不忍睹。

恰逢此時，天津又不斷發(fā)生迷拐兒童事件，有案犯被捕后稱系受望海樓教堂指使，一時輿論大嘩。

6月21日，聞訊民眾趕來圍攻教堂，與傳教士互擲磚頭、進行斗毆。天津知縣劉杰聞訊后即刻率兵前去彈壓，并帶著被抓獲的拐犯武蘭珍至望海樓教堂對質，望海樓教堂予以否認，并立即通知了法國駐天津領事。

隨后，獲知消息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yè)帶兵匆匆趕至望海樓教堂，不問青紅皂白，便指使手下向天津知縣劉杰及其隨從開槍射擊，劉杰躲過一劫，但侄子劉七卻被打傷。

由是，法國人的粗暴行為徹底激怒了圍攻教堂的民眾。他們怒不可遏，殺死了豐大業(yè)及其秘書西門，然后沖入教堂殺死2名神父、10名修女、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并放火焚毀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由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四座教堂。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教案發(fā)生后，1870年6月24日，法國、英國、美國、沙俄、普魯士（德國）、比利時、西班牙七國聯(lián)合向清廷施壓，派公使向總理衙門遞交抗議書，要求道歉、懲兇，并進行相應賠償，同時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恐嚇。

“天津教案”事件的進展與普魯士-法國戰(zhàn)爭僅僅相差數日。

1870年7月16日，受命處理此案的曾國藩至天津進行現(xiàn)場勘察。

曾國藩甫到天津即發(fā)布《諭天津士民》，對當地民眾多方指責，并稱經調查確認育嬰堂不存在誘拐傷害孩童之事。

在去天津前的7月14日，普法兩國就已經鬧出了埃姆斯密電事件，——普魯士和法國即將開戰(zhàn)。

曾國藩當然也知道這場戰(zhàn)爭。

七月初六（8月2日），他就在和兒子曾紀澤的通信中提到了普法戰(zhàn)爭，——甚至，他得知戰(zhàn)爭的時間比法國公使羅淑亞都還要早上兩天。

同年8月6日，普魯士軍隊發(fā)動沃爾特會戰(zhàn)，重創(chuàng)了法國名將麥克馬洪。而曾國藩抓人是在8月24日前后，彼時法軍已經在各個戰(zhàn)場上遭遇了慘敗，拿破侖三世已向色當方向潰逃。

當時，面對西方列強施壓，清廷內部也有其他人聽聞普法戰(zhàn)爭的消息，故認為時機有利于我，不用賠償，且以主戰(zhàn)派占上風。

然而，奇怪的是，曾國藩卻決定按照慈禧太后“息事寧人，維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的旨意，僅用簡單粗暴的“一命抵一命”方式來偵結天津教案。

同年9月1日，色當會戰(zhàn)爆發(fā)。9月2日，拿破侖三世打出白旗向普魯士投降。此后，法國發(fā)生巴黎公社起義，內部斗爭殘酷而激烈。

在這種背景下，在拿破侖三世已經投降的情況下，曾國藩竟按照法方要求將教案“元兇”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16人處死，4名“從犯”處以死緩，并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革職充軍，還決定賠償洋人損失46萬兩白銀，并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國進行道歉。

9月18日，上報清廷處死“元兇”。由于曾國藩犯病，行刑改由李鴻章監(jiān)督執(zhí)行。

曾國藩的處理意見引來全國口誅筆伐，一片聲討，由此，晚節(jié)不保，身敗名裂，人人皆呼其為“賣國賊”。在京師的湖南同鄉(xiāng)視曾國藩為“鄉(xiāng)人之大恥”，他們不僅毀掉京城會館中所懸曾國藩題字匾額，并將曾國藩的名籍削去，而湖南老家的紳民們則砸毀曾國藩的家宅。

按理說，普法戰(zhàn)爭對于清廷處理天津教案十分有利，但從種種跡象來看，清廷并沒有利用普法戰(zhàn)爭的時機來解決教案的意圖。

放著大好時機不好好利用，這倒底是為什么呢？

原來，威妥瑪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天津教案發(fā)生后，超級大忽悠威妥瑪便故意威嚇，稱中法之間“未來必有數戰(zhàn)”，嚇得慈禧急急忙忙將淮軍調往直隸。曾國藩認為威妥瑪所言僅僅只是揣測之詞，但慈禧太后被威妥瑪忽悠瘸了，迫切希望與法方公使羅淑亞就近在天津迅速議結，最后上了威妥瑪的大當。

在臺灣問題上，威妥瑪也給中國埋了個大坑。

1874年5月6日，小日子第一位海軍元帥、西鄉(xiāng)隆盛的弟弟西鄉(xiāng)從道率領以薩摩武士為主的日軍入侵臺灣，遭到臺灣原住民的激烈抵抗。

戰(zhàn)事毫無進展，小日子便派出維新元老大久保利通，前往清朝總理衙門進行交涉。這個威妥瑪，居然神奇般地成了雙方之間的調停人。

明治維新后，小日子陷入了財政危機，舊武士階層的支出占到政府開支的三分之一，債臺高筑的明治政府發(fā)行的紙幣又受到民眾的抵制，可謂舉步維艱。不僅如此，小日子國內當時已處于戰(zhàn)爭邊緣，當年爆發(fā)佐賀之亂，三年后又發(fā)生西鄉(xiāng)隆盛領頭的西南戰(zhàn)爭……

故此，在這樣糟糕的歷史背景下，小日子其實迫切希望盡快結束中日之間在臺灣方面的戰(zhàn)爭。

明明時局明顯對小日子不利，可威妥瑪這個大忽悠愣是顛倒乾坤，讓清廷變成了吃虧的一方。在威妥瑪的斡旋下，中日雙方簽訂了《北京專條》，條約規(guī)定：

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中國不指此為不是；

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

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愿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銷，永作罷論；

至于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致再受兇害。

根據《北京專條》，中國以撫恤難民、購買日軍在臺所建房屋的名義，一共支付給小日子50萬兩白銀，作為其退軍的條件。

至于事成之后威妥瑪從中撈取了多少油水，目前尚不得而知。

威妥瑪還打起了新疆的主意，欲在新疆問題上故技重施。

1876年8月，左宗棠收復烏魯木齊。同年年底，又奪回了瑪納斯。至此，阿古柏主力已被湘軍打得丟盔棄甲，落荒而逃。

次年一月，滿清駐英國公使郭嵩燾抵達倫敦，返回英國的威妥瑪立刻與郭嵩燾展開談判。威妥瑪明知清軍大勝，卻蠻橫無理地要求清軍停止進攻。

對此，他給出的理由是：

1、停止進攻，可以節(jié)省軍費；

2、如果主動停止進攻，俄國人就找不到反擊的理由；

3、停止進攻喀什葛爾有利于中英雙方之間的貿易；

4、阿古柏不是叛徒，中國師出無名。

5、為了勸說清廷，他還故意說中亞政權都很短命，中國可以在二三十年后等新疆自然回歸……

所幸，左公就是左公，不是曾國藩！

左公對此堅決不同意，堅持秋風掃落葉，痛打落水狗，堅持揮師猛攻，斬草除根，最終阿古柏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得服毒自殺。

在晉升為全權公使之后，威妥瑪在馬嘉理案及《芝罘條約》的處理中，屢次成為“炮艦政策”的實踐者，并因此飽嘗甜頭。

何偉亞在《英國的課業(yè)》一書中將英帝國的在華活動置于全球性的框架內理解，并藉由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Deleuze）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來詮釋英國在中國的——知識再生產過程。

何謂知識再生產？

即一方面英國利用鴉片披著商業(yè)的外衣，同時動用軍事力量、傳教等手段逐步滲透、瓦解清廷的統(tǒng)治體系。除了以暴力脅迫攫取經濟利益外，還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文化科技領域狠下功夫，包括但不限于印刷、出版、剽竊、盜竊各種典籍和知識。

知道承擔重要任務的墨海書館英文名叫什么嗎？

London Mission Press.

在權力（脅迫）-知識-權力再生產的過程中，威妥瑪就是那個核心人物之一。

威妥瑪利用從中國搶劫、又或盜竊而來的典籍知識，通過與傳教士們的合力，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把西人書寫的歷史記錄進行了合法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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